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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问题，不止是T县，整个北京，乃至整个华国各个城市和县城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全国千万青年，满腔热血支持农村建设，却被困在穷困的农村数年甚至十数年回乡无望。

集体卧轨、血书跪求，知青的怨早已经升腾到极致，离乡十载，可等回到了家乡，城市里早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

贺时能理解，也同情知青的处境，不能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只是引导和加强管理根本没用，一连几天，他满县城转悠，这天回到家里就扎进了书房写报告。

十点多，沈瑶给他做了宵夜送进去，见贺时正写着的那一页是提议由工业局工业公司抽出力量创办大集体企业，提议放开个人服务业的口子，多管齐下解决返城知识青年就业问题。

她放下宵夜，没有劝他早点休息，因为知道他就算回了房里也睡不着，只是劝道：“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再写吧。”

贺时点了点头，让沈瑶先回去歇下，别等着他，沈瑶也没再打扰他，出了书房帮着把门带上了。

贺时的报告递交了上去，接着几天市里开了几天的讨论会，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反对的保守派更多。

事情一时没能有个定论，只是他没想到，这一份报告会辗转到了高层手中。

就业问题，不止T县，也不止北京，这是整个华国都要面对的问题，高层也十分重视。

要知道，全国这一年返城待业知青五百万，而城市新增待业人口两百万，这里就七百万，此后每年都会新增两三百万的待业青年，不消几年待业人员就会高达两千万，不解决这个问题，到那时候要怎么办呢。

不多久，北京市批复各县区工业局新办大集体企业，开办起厂子里，除了少数几个领导是由工业局委派，各厂职工招的全都是户口所在地的返城知青。

而城市街头，也开放了个人手工服务业的经营许可，修自行车摊子、景点的照相摊子、小食摊子都支了起来。

贺时所不知道的是，也是四月，广东和福建都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主张划出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

贺时为解决T县返城知青就业问题提出几个解决方案的报告，也让他意外进入了高层视野，改革需要敢想敢干的年轻干部。

在查过贺时履历和表现后，五月末，贺时在T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堪堪做了半年，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刚由宝安县改为深圳市任副市长。

从知青到大学生，从乡党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到一市的副市长，前后九年，二十八岁的副市长，这官升得不可谓不快了。

只是倒也没有引发多少热议，深圳，说是一个市，谁都知道是刚刚由县改市的，又哪里跟北京比得了，况且还是那样的风口浪尖。

改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贺时的背景和能力，只要在T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再任两年，再升迁必定不会差，去深圳还真不算多大的好事。

当然，这是别人的看法，贺时自己收到调令后大致了解了方东那边的情况，尤其是回家听父亲贺安民提起广东省委那边的动静和高层接下来可能的动作，他只觉热血和向往。

贺时要调任，家里人怎么安排就成了大问题，沈瑶工作在这边，家属到了那边工作倒是不难安排，只是深圳那边情况怎样还不清楚，但有一点能确定，